眭依凡、高洁：教育强国建设：一流大学转型发展的时代逻辑-casino filipino
一、一流大学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略）
二、一流大学转型发展的时代逻辑
所谓大学的转型发展，即区别于原来或传统发展模式的具有突破性的大学新型发展模式。关于大学转型发展的内涵、外延等，本文的第三部分将具体解读。这里先就一流大学转型发展的时代逻辑加以梳理并阐述。
回顾并总结大学发展史，我们可以获得两个毋庸置疑的结论：其一，大学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并受社会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产物；其二，具有近现代经典意义的大学，经由中世纪早期末创生之初的被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文艺复兴及第一次工业革命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至近现代主动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需要的三大历史演进阶段。由此我们做出如下判断：大学是必须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的、与时俱进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当大学从中世纪早中期单一的人才培养职能，发展进化至兼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职能于一体后，大学作为实施最高层次教育者，必须传授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最高水平知识、创造引领社会发展的最新科技成果，这决定了大学与生俱来的强烈的社会性、国家性、开放性、竞争性等属性特征，继而决定了大学必须与时俱进，即与社会发展同频及引领社会发展的时代逻辑。
对大学具有普遍意义且必须与时俱进的一般时代逻辑有所认识后，我们再来分析和阐明在特殊时空背景下，我国一流大学必须与时俱进转型发展的时代逻辑问题。关于一流大学何以必须转型发展，其时代逻辑可以置于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智能化社会挑战三大时代背景下加以归纳及阐明。
其一，高效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逻辑。如前所述，教育强国之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首要性和奠基性，而高等教育之于教育强国建设又最具竞争性和引领性。一流大学是诸多一流水平要素之有机集成，作为国家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价值存在及国家提升科技竞争实力的有组织科研集群，在教育强国建设及现代化强国建设中都扮演着龙头角色，必须把自己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强大使命责任意志驱使下，自觉、主动、积极于‘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并充分发挥自己高端专业人才及高新科技资源集中的优势，为攻克我国高新科技薄弱领域，提升我国高新科技的竞争力起到领跑的作用”。由此可断，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不仅是一流大学转型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一流大学必须服从及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集中力量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国家高新知识及高新技术竞争实力做出的选择。作为知识密集生产和传授的学术组织，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不仅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更是大学责无旁贷的国家使命与责任担当。一流大学转型发展之于高效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逻辑，由此不言而喻。此亦即笔者在本文开篇对高等教育之于教育强国建设及一流大学之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关系，加以重点讨论的原因所在。
其二，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的时代逻辑。所谓世界大变局其突出特征之一，即以地缘政治为主导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变，逆全球化甚至极少数利益集团国家抱团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强烈，世界各国经几十年逐渐建立并完善的以互惠互利为价值取向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受到严峻挑战。国际环境的巨变不仅导致国与国间的合作与竞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逆全球化、国际化与民族化等矛盾日益激化，形势日益严峻，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必须加快自主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及“内循环”发展的紧迫性。在国际竞争已经凸显为新质生产力竞争的背景下，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作为高新知识的发现者及高新技术的发明者，在形成和提升国家新质生产力的竞争中不能是旁观者，必须积极有效发挥自己的引领作用。正是基于对国际竞争日益残酷的形势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两个自主”均与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高度关切，“两个自主”既是国家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做出的应对，亦是一流大学必须转型发展的时代逻辑。
其三，主动适应人工智能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逻辑。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以新质生产力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创新发展的大变革。不仅如此，人工智能也给以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为己任并以此服务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大学带来了严峻且必须积极应对的挑战。在《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创新发展逻辑》一文中，笔者不仅提出了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且迫切需要应对的观点，而且将人工智能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对大学提出的挑战做了如下提炼：一是对包括传统的大学观、知识观、人才观等在内的高等教育观念提出了挑战，二是对包括知识生产模式、学科重构逻辑及科技伦理引领等在内的大学知识创新提出了挑战，三是对包括培养目标调整、培养模式创新、培养质量评价等在内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新知识与高新技术不仅对国家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而且作为一种竞争实力所在，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亦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一流大学必须转型发展以主动适应和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时代逻辑。我们只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才具有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动权。
三、一流大学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
具体讨论一流大学转型发展路径之前，对大学转型发展内涵及其外延加以界定和梳理有其必要。作为哲学术语，发展本身指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等等。而转型发展指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由原来的状态或模式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或模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种更深刻并向更高层次的转变过程。就概念的严谨性而言，大学发展与大学转型发展是内涵与外延都不同的概念。大学转型发展是一种本质上区别于原来的或传统的具有创新性或突破性的大学发展模式。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界定，那么用对应比较的方法对大学发展模式予以分类亦即对大学发展模式的外延加以归纳具有其合理性。基于此，大学的转型发展包括：外延式发展模式与内涵式发展模式，传统发展模式与现代发展模式，应用型发展模式与研究型发展模式，封闭式发展模式与开放式发展模式，内向型发展模式与外向型发展模式，扎根本土的发展模式与国际化发展模式，保守型发展模式与创新型发展模式，就业型发展模式与创业型发展模式，等等。
大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就在于植根于大学的知识属性。失去知识生产、传播及运用的内在功能和社会职能，大学则失去其存续的社会价值。由此决定大学的转型发展必须是针对知识生产、传播及运用的发展，亦即大学的转型发展本质上是针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的转型发展。此外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我们是在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及“第四次科技革命”之时代背景框架下对一流大学转型发展的讨论，所以，一流大学的转型发展非同于普通高校的转型发展，是必须针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科学基础，以及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做出更高水平、更具引领性和推动性的转型发展。一流大学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据此而清晰。
（一）致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大学存在和发展无须论证的天理和不能放弃的天职，否则大学就绝非本真意义的大学。一流大学亦然，其不同于普通高校的突出特征之一，就在于其人才培养的整体高水平高质量，尤其是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己任。当今国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的竞争。正是基于对“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阐明了“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支撑”提出了要求，并强调“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作为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地，不仅需要把转型发展置于上述讨论的三大时代背景下加以重视，更应把转型发展落实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之主题的人才培养实践中。积极探索和构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及特色，又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一流人才自主培养模式，从而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做出效果卓越的贡献。虽然人才培养质量取决于人才培养体系诸要素及其有机联系，但人才培养目标对人才培养具有主导作用。
为此，一流大学的转型发展之首要，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学校育人的顶层设计及核心价值，在明确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具备的知识、能力以及素养的结构基础上，制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据此对知识结构、培养模式、制度设计、文化营造、评价体系及教师素养等要素进行系统深入的改革并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其一，一流大学必须根据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学科特色优势，通过学科整合及融合调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人才培养制度并营造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育人环境，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创造必要的制度与文化条件。其二，一流大学是研究生培养高度集中的学术组织，必须特别重视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强化对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是国家高新知识竞争力提升的需要，具有时代的紧迫性。”提升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传统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亟待改革。尤其是过于重视存量知识积累导致博士生创新能力不足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和文化，亟待突破性变革。
（二）致力于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大学作为与知识高度相关的学术生态组织，其不仅具有知识传播亦即人才培养的本质属性，还具备知识生产亦即知识创新及其物化为生产力的属性特征。一流大学具有学科专业齐全、高水平人才集中、科研资源丰足等优势，故此在知识创新及其成果物化方面具有很大的垄断性，必须主动担负加快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时代使命，为攻克我国高新科技薄弱环节及提升我国高新科技的竞争力起领跑作用。基于知识生产及其创新目标的一流大学转型发展，其路径选择包括：
其一，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及其投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把“切实加强基础研究”置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的高度加以强调。我们所说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源于且根基于知识创新及其物化成果——高新技术。据《科学：无尽的前沿》披露，美国的科技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领先于世界并牢牢占据科技强国霸主的地位，就在于自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高度重视“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面向长远，逐步摆脱了对欧洲基础科学研究的依赖”，从而带来了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长期领跑世界并形成诸多引领世界科技革命的重大突破。据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访学研究期间发现，美国研究型大学无不高度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其基础研究经费占据了全部研究经费的绝大多数。就知识生产而言，一流大学的转型发展之根本就是要克服受学术绩效主义驱使下的急功近利，重视并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及其投入，提升国家可持续科技竞争力。
其二，充分发挥有组织科研的作用。一流大学必须把自己视为国家有组织科研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自觉纳入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实力的战略体系。一方面，服从国家战略需求，以服务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与关键核心技术为价值导向；另一方面，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学术理性，根据本校学科专业特色及优势明确定位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集中人、财、物资源攻艰克难，为积极引领和有效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做出突出学术贡献。
其三，加强以人工智能科学为引领的一流学科融合建设。一流大学必须以一流学科为支撑，但就一流学科而言，今日之学科已非昔日学科的概念，其“既可是某一学科新发现的或某科学原理创新应用而产生的富有深入挖掘价值的研究方向或某一新研究领域，但更多的是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甚至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及人文社会科学协同攻关的新学科”。一流大学必须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对学科建设带来的挑战，针对具有突破价值的多学科融合的高新知识及高新技术新领域的知识创新，充分发挥自己多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的优势。唯此，一流大学才能在“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中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三）致力于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
基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需要，国家为一流大学的高质量发展创造并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供给环境和资源供给条件。一流大学能否在“致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致力于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转型发展中，有所行动且有所作为，取决于其如何办学治校以及其治校水平，此即一流大学的转型发展必须“致力于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性所在。关于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笔者在担任教育部哲社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时，发表过《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理性思考》《转向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创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紧要议程》《大学领导力提升：推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等系列论文，提出了一流大学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个要素。基于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作为转型发展的逻辑前提还是管理工具，一流大学在致力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对以下三方面予以重视。
首先，必须调整自己办学治校的目标定位，自觉把自己纳入加速实现“两个自主”的国家战略框架体系，把推进“两个自主”作为建设目标，努力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攻克我国高新科技薄弱环节及被西方卡脖子的核心技术方面，做出独创性贡献。须加以说明的是，开放性及由此导致的竞争性是大学与生具有的属性特征，一流大学尤其凸显，故强调“两个自主”是国内外全要素时空发生巨变赋予一流大学办学治校转型发展定位的时代逻辑，而非意味着自我封闭。相反，一流大学更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化以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并且形成有利于学术开放的组织生态环境，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并藉此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做出中国贡献。此即一流大学转型发展治理理念现代化之首要。
其次，一流大学必须致力于学校内部包括组织及制度的改革亦即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以根本解决阻碍治理效率提升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一流大学转型发展亦然，必须通过诸如人才培养治理结构、科学研究治理结构、内部资源科学配置及其管理结构、行政与学术权力的关系结构及大学章程完善等一系列组织及制度层面的改革，方能激发一流大学内部治理机构及学术组织两方面的积极性。譬如，为了更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及加强基础研究，尤其鼓励突出原创的基础研究，一流大学必须坚决破除一切有碍于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及机制弊端，大胆探索并建立有利于“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鼓励卓绝人才成长及脱颖而出”“鼓励自由探索”“激发创新活力”及“提升研究投入效能”的相关治理结构改革。尤其是必须深化新时代一流大学内部评价改革，彻底改变对一流大学建设以办学条件改善和注重所谓“成果数量”的绩效评价传统，努力构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评价体系。
最后，一流大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通过办学治校效率提升得以体现，而大学的治理效率并非仅是大学治理结构影响的结果。考察大学治理的过程，不难发现治理者的治理能力对大学的治理成效影响甚大。基于对“治理能力是关于治理体系内部诸要素在治理过程中之效能表现，尤其是反映治理者能否充分发挥治理体系内部诸要素效能之概念”的理解，一流大学治理者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于转型发展的逻辑理性一目了然。一流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学校、学部、院等各级领导者及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亦即不同层级的治理者之领导力提升得以付诸实践。由于一流大学的领导力是覆盖大学治理全过程的、对治理全要素施加有目的和系统性影响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力，对大学办学治校育人及知识创新具有决定性，因此，一流大学的领导力即一流大学的竞争力。一流大学的高度复杂性使其成为最需要运用大学领导力来解决复杂问题的学术组织，换言之，一流大学的领导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流大学的兴衰成败。致力于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流大学，必须把大学领导力提升作为转型发展的必要路径加以重视。
（来源：《江苏高教》2024年第5期，2024年5月8日，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