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孙元涛：时代境遇中的教育强国建设-casino filipino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生”，那么1985年召开的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则意味着中国教育的系统性变革拉开了帷幕。跨越四十年的中国教育改革，逐渐积淀形成了一些“不惑”的认识：

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刻。从教育作为“民生之首”到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的地位不断提升。

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刻。从认识经济与教育关系的“决定-反作用”模式，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提出，教育与科技革命交互建构的关系样态日益清晰化。

对教育发展道路的认识日益深刻。从效仿西方建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到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办学思路日益清晰。

教育强国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几千年优秀教育传统的绵延传承，是四十年中国教育改革艰难跋涉积淀的珍贵经验，也是民族复兴、科技革命等时代命题对新发展阶段教育变革的内在吁求。

何谓教育强国：基于内外双重视角的思考

从内部视角看，教育强国是指一个国家的教育综合实力强大，在国际教育比较中能够稳定地居于第一方阵。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强国，可以通过一系列指标、数据来检测。

例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率和均衡指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国家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及其占比等等。

还可以列出一些内涵性的指标，例如：教育的品质与质量，课程的丰富性与开放度，教育治理水平，学校办学活力等等。

聚焦到高等教育领域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水平、原创力指数、价值引领力等，也构成教育强国的内部衡量指标。

从外部视角来看，教育强国要求教育在国家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发挥强大的支撑驱动力量。

一般而言，世界强国通常是那些综合国力强、国际影响力大的国家。人们一般倾向于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维度来分析世界强国的内涵特征，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构成硬实力的最坚实基础；而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制度设计和生活方式等对其他国家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则可以看作是其“软实力”的主要表现。例如：

英国在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时代，其工业革命崛起带来的经济实力、强大的远洋舰队可以视为其硬实力，而作为“世界语”的英语则可以视为软实力的典型表现。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后逐渐确立起的霸权地位，是以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为支撑的。而一些被作为典范乃至标准而输出的价值观或形式，则是其软实力的表现。

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存在着从经济到科技再到军事不断传递或不断转化的过程。经济是基础，是最根本的竞争力所在，任何竞争最后考验的都是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

正是因为经济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决定着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理想，都要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扎实实践中。这就决定了教育强国建设，教育为建成世界强国服务功能的发挥，要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深度推进的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决定了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融入并逐渐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能力。

为什么呼唤教育强国：时代境遇与理论逻辑

在世界近现代史中，曾经作为世界强国崛起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等，走的都是经济发展与军事霸权相互辅助的路子。其发家史往往伴随着殖民主义，以此来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行财富的掠夺和转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最值得关注的精彩画面。但是，与早期现代化的世界强国不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程中，不可能走殖民和掠夺道路，教育强国建设是其中的必然选项。

首先，中国的“和”文化基因和主动维系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的立场，决定着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

其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农业经济以土地为命脉，工业经济以资源为依托。

如今，经济发展的引擎将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含量，依赖于人类智力和人工智能的协同发展。

当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人内在的力量而不是诸如土地、资源等外源性力量时，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力和驱动力将越来越强，经济发展对教育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这是教育强国建设在新发展阶段成为最强音的内在依据。

最后，从反向论证的思路看，科技领域中的“卡脖子”问题、原创性研究中的“卡脑子”问题、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卡嗓子”问题，追根溯源，一定程度上都“卡”在教育上。

所以，建设教育强国，既是发展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

高水平大学何为：关于大学使命的扩散化思考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进而作为高等教育龙头的高水平大学，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应该承担怎样的使命？发挥怎样的职能？

第一，以卓越的基础研究滋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转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既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教育自身转型调整、深化发展的必然逻辑，更是新发展阶段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

1949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发展不仅仅是跨越式发展，甚至可以说是“腾飞式发展”。1950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3.76亿元。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1329.14亿元，膨胀了16000倍。197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1.55%，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高等教育实现了普及化，其发展加速度远超发达国家。

而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的基础性、长程性、积淀性等特征，决定了只有高水平大学能承担，且高水平大学也应当主动承担促进基础学科发展、提升基础研究水平的责任。

为了更好地推进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高水平大学可能需要对一系列问题进行再审议，例如：

能否真正发挥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实现教学与研究的实质融合，把带领拔尖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看做教学过程；

能否提供更加多元、弹性的课程方案，让学分制改革实现新生；

能否进一步强化对基础学科、基础研究的扶持力度，让基础学科、基础研究真正成为卓越人才成才的沃土，让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在大学里更有底气、更受尊敬，从而也更有梦想……

第二，在理论教化中推动理论生产。我们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中西差距关注已久，但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西差距，或许比自然科学领域的差距还要大。

话语体系创新上的乏力，表现在学术上，是概念生产与话语表达的“失语症”；表现在国际政治上，就是“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理论生产上的底气不足、底蕴不厚、兴趣不浓，根本原因是我们失去了自主性理论的教化传统。而这种缺失，又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对域外理论的依赖性。

德国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影响力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派的每一代人，都在理论中浸润着成长，在理论的教化传统中不断发展出新的理论。

第三，引领关键领域的体制突破与制度创新。“龙头”“战略科技力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等字眼提醒我们：当前，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战略属性日益突出。

但现实的处境是，大学在制度安排和举措设计上，“压力传导”的经验非常丰富，办法也实现了多样化；但在“使命传导”上则路径不明，办法不多。

高水平大学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自觉意识和主动担当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能够逐步超越“数数字”“算工分”的境界。

同时，“致广大”的高远使命，必须有“尽精微”的体制、举措来落实。这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关键性的体制突破，通过有效的路径设计，克服使命传导中的“梗阻”现象，让学校使命成为全体师生共同的使命。

（来源：浙江大学启真新论公众号 2024-04-16）